这样，问题便进入了一个更严重的层次。

而对于社会基本权利的内容，西方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而社会经济权利对于促使公民享有权利法案规定的其他权利来说是必要的，同时对于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发展也具有关键意义。

但是，国家首先应对公民的社会权诉求加以尊重并足够重视，尊重是保护的前提。(二)公租房制度实践中的国家尊重义务 在公租房的制度实践中，国家尊重义务是指国家应该尊重及足够重视低收入群体等潜在公租房租购者的基本居住需要。[26]徐显明：《生存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39页。如果一栋房子的华人比例已经达到70％，建屋发展局就不会再批准华人居住到这里来，获得许可的只会是其他种族。[19]前引[6]张翔书，第81页。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51]在以人民主权（同一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中，国家元首是代表原则的宪制肉身，是共和政体所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

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这两个困难都涉及到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国务院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究其本质，则涉及到从革命领袖向国家元首的转型问题，也就是革命领袖的宪法化问题，这个问题是所有国家革命建国之后，宪制安排中的首要问题。其他学者的研究，散见于本文其他注释。[26] 国家主席的四类职权，特别是武装力量统帅权和最高国务会议召集权，确保了在1954年体制下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仍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延续甚至超越了1949年体制。

国家元首行使的部分职权需要经由议会的审议或批准，这是普遍的权力分配规则，并不因此构成集体元首制。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江登琴：规范与现实之间：自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中国宪法年刊》（2011），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特殊的革命遗产和建国历程，使得新中国的制宪者在国家元首问题上需要同时面对四重语境和四大问题：第一，如何将大革命中诞生的卡里斯玛转化为宪法上的国家元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之际。[38]参见许崇德，见前注[6],页449-456。从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前后的实际工作来看，减少的工作确实也就是这些礼节上的工作。[54]周林刚，见前注[26],页49。

[2]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都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国家元首，这是政治和法律理论的普遍共识。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但各国宪法未必会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就需要通过一般的宪法理论和实践进行识别。

[10]在这个超级国家权力机关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无疑具有最高权威，因为主席不仅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还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政府组织法》第8条）,领导一词赋予主席超越委员会的特殊权威和地位。[52]代议民主体制下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与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的比较分析，参见David F.Prindle,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21,No.1,1991,pp.55-71. [53]事实上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联合国成员国中实行集体国家元首制的只有四个国家，即瑞士、波黑、安道尔、圣马力诺。

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宪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宪法。

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名存实亡，刘少奇去世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549。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界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裸退使得三位一体再次完整形成并趋于完善。革命领袖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国家元首是一个宪法概念。会议议题主要涉及到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诸多重大问题，外交、肃反、反右、人民公社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论十大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风等重大问题都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形成意见，并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或国务院作出决议。当他以国家元首身份行动时，他内在于五四宪法的政体结构之中，五四宪法体制尚能有效运转，但当他以革命领袖身份行动时，就会造成宪法危机。

[11]强世功，见前注[7],页25。五、结语：共和政体中的国家元首 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开始，新中国的制宪者始终小心翼翼但又模棱两可地对待和处理国家元首问题。

如果三位是指党、政、军的话，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主席并不享有完整的行政权，因为国务院并不向国家主席负责和报告工作。按照五四宪法的规定，国家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副主席、委员长和总理是法定参加人，最高国务会议形成的意见交由相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37]强世功教授将此解释为政治主权与宪法主权的分离，毛泽东享有政治主权，刘少奇享有宪法主权。[12]在新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从一开始就偏爱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

在君主制国家，这个元首无疑就是君主本身，而在共和制国家，这个国家元首是宪法制造的新君主，一个在行政上集权但又因处在一套分权制衡体制中而无法滥权的国家元首。但对于五四宪法来说，问题要更为复杂，因为五四宪法同时宣告了两个主权原则，即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这使得革命领袖与国家元首问题又会同时裹挟两种不同的权力体制问题，二元体制变为三维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既超越国家体制，也超越党的体制。参见强世功，见前注[7],页26。更为重要的是，依据《政府组织法》第7条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决定选举产生它并赋予它职权的政协的未来命运，因为一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政协将变成单纯的党际协商机构。

这正应了韦伯所言：卡里斯玛支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它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

[28]五四宪法建立了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大之下又实行权力的分工，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立法，国务院负责行政，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署负责审判和监察，从而建立起常规的政体结构，与1949年集权体制相比是一个相对分权的体制。这轮交接班与上轮不同，首先实现的是党与政的结合，武装力量统帅权则相对独立。

[54]如苏维埃体制的历史所展示的，代表大会本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实践中，国家和政党的领导权却完全集中于代表大会的‘执行部门、‘办公室及‘书记处手中。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

简单的宪法史考察就会发现，国家元首及其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制宪和行宪过程中争议的焦点，也是历次宪法危机的导火索。[25]更为重要的是，最高国务会议是专属于国家主席个人的权力机制，其他人没有法定的召集或提议权。[4]第二，如何在宪法上处理党的领袖与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避免形成两个司令部，造成宪法危机。从日后第一届政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情况来看，通常毛泽东作为政协主席会致开闭幕词，同时指定人员作政治、经济或军事等方面的报告，但政协只是听取报告，并不对上述报告作出决议。

这意味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居于领导地位。刘少奇最后说中共中央对于各种修改意见都考虑过，最后认为还是取消比较好。

但经历八十年代末的宪法危机后，从九十年代初逐步在实践中发展出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制度，再次将权力集中起来，国家主席也藉此成为实权国家元首。[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

[51]（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219。虽然最高国务会议在宪法上为毛泽东的那一套提供了机制，但似乎毛泽东对这种机制仍不满意，转而依靠上述工作小组机制。